中国年轻人不满新年红包压力

【2024年2月18日讯】

据报，中国年轻人对发放及收取红包的传统逐感焦虑。一些90后和00后投诉，红包金额越来越高，已严重影响他们的收入。有初入职场人士表示，发红包已吃掉他们一个月工资。这主要因近年红包金额狂飙，由数十元升至数百元再至上千元，完全超出许多年轻人承受能力。

物价水平飙升，面对此，一些00后尝试“整顿”红包市场，减少或停止向部份亲戚发红包。但遭父母辈强烈反对，认为这有损长辈“面子”。目前年轻人与父母在红包问题上出现隔阂。

有专家建议可颁布软性规范，控制红包金额上涨风气。中国官媒评论指，也有地方推出“人情新风”，劝喻红包以意头为主，金额不宜过高。但改变此根深蒂固传统并不容易。

“我第一次如此厌恶生活在两广地区，因为我收到了亲戚传说中的一元红包，这是从我爷爷那边来的，极其离谱。红包封套都要两块人民币，他们却只放了一块钱进去。貌似越是靠近广东地区，收到的红包就越少。”一名广西民众对着《维基新闻》记者说。

（注意：报道中所有币值皆为人民币）

一名海南民众对着《维基新闻》记者说：“所有人都非常诧异——我爸爸今年只给我50元人民币的红包。”

春节压岁钱涨价引发中国年轻人焦虑，《星岛日报》引述有网友春节发出压岁钱高达17000元，不少人年终奖不敌此数。

《星岛日报》引述宁波王小姐表示，春节需给12个亲戚孩子发红包，总额达7200元，面对“只出不进”的局面，社会压力及父母意见下，难以减少金额。

《星岛日报》报道，中国春节压岁钱演变成攀比工具，200元已成过时数额，普遍底线升至600元，甚至上千。

《星岛日报》引述王小姐及周伯均感压力山大，后者孙辈红包从20元涨至200元。00后刘黎决定今年起不收非直系亲戚压岁钱，以避免“倒贴”情况。

《星岛日报》引述网上讨论显示，山东地区红包标准起步1000元，有网友春节发红包至亲戚孩子竟至亏空月薪。压岁钱成为新年焦虑源，网友热议不断。

春节压岁钱话题在社交平台热议，不少网民感慨红包金额不断上涨，成年人尤其老人感压力倍增。《华商报》引述王小姐家需发7200元给12个孩子，金额超过不少人的年终奖，她感到相当头痛；而周伯则为近20名晚辈发红包，压力山大。

《华商报》报道，压岁钱的传统意义在逐渐被攀比心理所替代，有的地区为一位小朋友红包甚至起步1000元，不少人春节发红包的开支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这种习俗的演变让人感到担忧。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评论提醒，不应让压岁钱失去祝福本意，变“钱味”。强调压岁钱应保留其传统文化和祝福意义，避免变成攀比和经济负担，呼吁公众远离“红包大即面子大”的误区，并注意不让压岁钱失真，影响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念，以防节日乐趣变成经济压力。

新年红包压力从何来？

又到一年一度发红包、收红包的时候。但作为农历新年不可或缺的传统，联合早报报道，发红包和收红包的习俗近年来却越来越不受中国年轻人欢迎。龙年伊始，红包成为热议话题，尤其00后成年人面临的“人情债”。《定焦》报道，李女士月薪两万，计划春节为家庭支出三万，攒三个月。

中国媒体报道，一名家乡在浙江农村的95后女生抱怨，200元人民币的红包已经嫌少，起码要600元才够，对她这个年龄层来说压力颇大。她家要给7个小孩红包，加上丈夫家5个小孩，每人600元，只计算亲戚小孩就要7200元，其他还不包括。她感叹每年都是“只支出不获得”。

“发了压岁钱，年终奖就没有了”、“压岁钱数目赶上我一个月工资”、“少了不够用，多了又觉得心疼”等抱怨在社交媒体热烈讨论。《联合早报》引述许多中国网民对此表示认同，说现在一位小朋友的红包起码要1000元，有人甚至表示一个新年下来总共发出1万7000元的红包。

正在年轻人集体吐槽之际，一篇题为《00后整顿过年红包》的文章在网络上热传。文章呼吁00后该像“整顿职场”那样来整顿压岁钱习俗，减少甚至停止发红包。这样的变化反映了年轻一代对传统的新态度和适应经济现实的需求。

文章引述一北京00后说，他与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已经约定不再互送父母和小孩的红包，也不参与喜庆场合的红包分发。另一00后则表示，她家只给祖父母的压岁钱，几乎不往来的亲戚送的一律拒收。

00后在一二线城市工作的人士感受到红包压力增大，有尝试改变传统的红包习惯，但面对家庭和社会期望，挑战颇大。为平衡经济与传统，他们开始设定红包预算，按收入合理分配，既尊重文化传承，又避免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但是，这场00后“整顿红包”运动并不顺利。家乡父母认为晚辈这样会让他们丢脸失去人际关系。“整顿红包失败被父母教育”成为热门话题。有网民批评长辈不应让子女为他们争面子，《联合早报》引述另一高赞评论写道：“我这个90后，主张保持距离，不与六亲往来。”

一方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尤其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00后，红包已经成为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在中国，随着物价和生活成本的上升，红包金额也在不断增加。

《定焦》报道，红包文化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攀比心态。在一些地区，红包金额被视为对个人财富和地位的公开展示。这种无形的社会压力迫使很多人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去发放红包，以免在亲戚朋友面前“丢面子”。

随着00后开始承担起春节红包的经济责任，许多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他们对这一传统的财务压力。他们感觉既要面对经济压力，又要处理红包金额的社会预期。

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年轻人开始采取措施少发或不发红包。一些人选择孝敬父母和感谢帮助过自己的长辈，但对于给小孩的压岁钱，他们感到困扰，因为金额越来越大。《定焦》引述李女士提到，现在的红包金额远高于他们小时候收到的。

多位年轻人表达对当前压岁钱激增的担忧；虽然他们认为给父母及帮助过自己的长辈一些“添岁钱”是合理的，但小孩的压岁钱年年升高，让他们感到压力。报道引述李女士回忆说，相比于他们小时候几十块到一两百元的压岁钱，如今的红包金额已经上升到几百甚至近千元。

为了减轻负担，一些年轻人决定采用家乡的传统习俗。根据2021年的一份“全国压岁钱地图”，不同地区的红包金额差异巨大。比如周女士决定按照广东习俗，发放象征性的小额红包，强调的是祝福而非金额。

2021年的“全国压岁钱地图”显示，东部沿海地区如浙江、上海、江苏的压岁钱普遍较高，分别达到3100元、1600元和1000元，而中西部如陕西和贵州则相对较低，分别是400元和300元。其中，福建莆田的平均压岁钱最高，为12000元，相比之下，广东省的平均只有50元。

《定焦》引述00后的刘女士，去年春节因为亲戚间的压岁钱规矩感到不满，因为需要回赠相等甚至更多的金额，尤其当面对每家有多个孩子的亲戚时，这一传统让她感到经济负担很重。她回忆说，由于不熟悉的亲戚众多，她在节后发现自己不仅没有收益，反而亏损了五千多元。

经过一年的辛勤工作，春节假期本应是一个放松和庆祝的时刻，但不少人却因为压岁钱的问题感到压力重重。社交平台上，关于压岁钱数额过高的话题成为热门讨论，尤其是年轻一代。

然而，对于许多爷爷奶奶这个“压岁钱”的主力军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实际情况。根据华商报记者2月17日在西安市区及郊县对数位长者的采访，他们最关注的关键词是：根据自己的能力、保持平衡和不攀比。80岁的徐爷爷表示，压岁钱是一种仪式感，应该要量力而行。

《华商报》报道引述徐爷爷，今年80高龄，毕业于60年代的南京理工大学前身炮兵工程学院，后支援三线建设并定居西安。谈及压岁钱，徐爷爷认为其实际为一种关爱的传统象征，并应该量力而行。

他引用清代诗词，阐述“压祟钱”的历史背景，源自古代对儿童的保护和祝福。拥有五个孙子的他，今年春节依然延续给予每位孙子1000元人民币的红包，即使他们多数已经大学在读或毕业。徐爷爷强调，无需攀比或过度负担，压岁钱的意义在于保留其本意和表达长辈对晚辈的关怀。

《华商报》报道引述姚阿姨，一位60岁的退休工人，对待压岁钱的态度是既量力而行又重心意，并有一套自己的发红包标准。她认为勤奋上进的晚辈应该获得更多的鼓励，因此愿意给予他们更厚的红包，而对于那些懒散不上进的晚辈则相对少包一些。

报道引述姚阿姨也会特别照顾那些家境不富裕但父母自尊心强的孩子，过年时给予他们更多的红包，作为她心意的表达。

报道中，而同样有发红包准则的80岁王爷爷则将发红包限于自己的孙子；他会根据孙子的学业成就和努力程度来调整红包金额，数额以寓意吉祥的数字6和8为主，既体现好意头，也要确保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

报道引述另一位71岁退休工人张阿姨坦言，随着时代变迁，她所包的压岁钱数额也在增加，从10元到500元不等，但始终坚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经济条件来定。

她今年给读高三和初三的孙女们各自包了100元红包，她强调压岁钱主要是表示心意。不应过分关注红包的金额或陷入攀比，也不能宠坏孩子。她指出，她的孙女们收到一百元也表现出满足，这正是“知足常乐”的写照。

张阿姨也坦言，压岁钱的数额确实会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例如20年前，人们普遍给出5元或10元的压岁钱，而现在这样的数额已经很少见了。

她以此来教育孙辈，强调节俭的重要性，并指出当代年轻人因缺乏节约意识，容易陷入“先用后付”的消费模式，导致收入与债务不成比例。她认为，从小培养理财观念至关重要。

报道引述唐爷爷今年69岁，与太太分别为两位小外孙女准备了一千元人民币的红包，因为她们是独生女的孩子，所以特别宠爱。关于给其他人的压岁钱，唐爷爷认为必须遵守平衡的原则。

他说，互相交流礼物是常理，在充满喜庆的春节期间尤其如此。在分发压岁钱时，传递的不仅是心意与祝福，更重要的是保持公平，避免让任何一方感到不公或亏损。

中国年轻人挑战红包观念

广东的老一辈坚持的“利是”习俗强调的是祝福而不是金额，通常红包金额从五元到十元不等，即使是亲戚之间，最多也只给一百元，体现的是心意而非价值。《定焦》引述周先生指出，这种做法并不影响人们之间的祝福交流。

报道中，刘女士则采取了与亲戚平等交换的策略，回赠与收到的相同或略低的金额，或者对于不熟悉的亲戚干脆不收其压岁钱。另外，像张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一样，有些年轻人商议不再相互之间发放红包，以避免不必要的金钱循环和社会负担。

尽管一些年轻人试图改变过于奢侈的红包习俗，但他们的努力往往未能成功并引来了父母的不满。年轻人发现，无论是个人的尝试还是与父母的争论，都难以抵挡传统红包文化中的攀比和压力，意味着他们未来的节日预算需要更多的规划。

《定焦》引述周先生尝试给亲戚孩子只发10元“利是”却感到巨大压力，最终提前回广州，孙女士拒绝走亲戚并尝试用微信群红包代替传统压岁钱，却被父母批评这种做法不利于记账和未来的回报；杨女士和爱人在缩减对不熟悉亲戚的红包后，被父母要求补礼并定下了更高的红包标准。

《定焦》引述杨女士和爱人在父母的压力下，遵循了设定的红包规矩：给长辈最少500至1000元，孩子的压岁钱至少200元，亲近的则提高至五六百元。大年初二，他们不得不按这些标准发红包，短短两天就花光了半年的积蓄。

她意识到，未来的节日预算需要额外留出三万元用于红包，还未包括其他节日开销。春节红包给年轻人带来压力，他们在寻求平衡传统与个人财务。李女士决定减少面子消费，按实际情况发红包；王女士则设置合理预算，关注亲情而非金额。

中国官媒：广东“利是”树红包标杆

在父母心目中，红包代表着人情、面子。面对年轻一代对红包的抱怨，中国官方媒体近日发文呼吁大众不要把红包变成负担。

《人民日报评论》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表示，红包的多少不是衡量亲疏的标准，应该按经济状况送礼，不要攀比和盲目跟风。文章引述江苏省宿迁市《人情新风“宿9条”》提倡红包不要“变味”，金额不要太高，以免变成人际债务。

文章特别提到广东许多地方有“派利是”的习俗，只看重意头不比金钱，5元10元的小红包就足以表达心意。央视公众号《中国之声》也发文表示，广东送红包从不内卷，50元就算高额；这为红包文化吹来一阵清新之风，号召大家学习。

《联合早报》引述中国互联网曾流传一张全国红包金额地图，广东只有50元位列末位，被视为红包文化中的“清流”。而福建最高达3500元，个别城市莆田更高达1万2000元。

对红包引发的讨论和舆情，有学者建议当局可出台软约束准则，避免红包成为负担。事件反映年轻一代与父母一代在价值观上出现分化，年轻人更看重个人自由，而传统观念仍深植父母心中。

红包非衡量感情尺度？年轻人如何改革红包习俗？

《联合早报》指，红包困境反映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红包作为华人社会的传统礼仪，其蕴含的人际关系哲学非一般说教可以简化。单凭规范或倡导难以彻底改变此根深蒂固的风俗。

随着00后逐渐成为社会的经济支柱并承担起给长辈和晚辈发放红包的责任，春节期间的红包习俗变成了年轻人的一种“人情债”。许多年轻人开始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设置红包预算，选择合理分配给亲人，以避免盲目攀比和不必要的经济压力。

年轻人支持者这认为，红包不仅仅是金钱的交换，更承载着文化传承的意义：给晚辈的“压岁钱”意味着祈福平安，给长辈的“添岁钱”则寓意延年益寿。过年时，重要的是表达对亲友的爱与祝福，而不是金额的大小。

《定焦》指，中国社交媒体上，年轻人更注重心意，选择精心准备的礼物代替大额红包。春节应关注亲情和祝福，而非让红包成为负担，真正的心意远超物质价值，“就图个平平安安”。

中国年轻人是否正尝试纠正红包市场？社会变迁，老一辈关注传统和颜面，人际关系淡化、社交方式改变等对传统习俗的冲击，对于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改变？年轻人不想被传统习俗约束？两代人可否在红包问题上达成共识，仍有待观察。

红包困境冰山一角年轻人也吐槽“份子钱”

其实，不仅农历新年的压岁钱，结婚生子的“份子钱”也同样成为年轻人的负担。每逢中国国庆长假，结婚高峰期来临，网友就吐槽工资都被连场婚宴的份子钱消耗一空。“月薪两万仍随不起份子”成为热门话题。

官媒《中国青年报》去年十月的调查显示，超过九成受访年轻人觉得份子钱是个负担，超过五成认为既在经济上也在人际上造成沉重压力。份子钱亦称礼金，是中国一种深植的民间传统，涉及在特定场合如婚礼、生子、庆寿、搬家等活动中，送给主人一定数目的金钱作为礼物。

官媒报道引述年轻人担心收了份子钱却无法回礼，也有人开始反对不合理的份子钱，提倡新的观念和做法。一些年轻人用“互免卡”取代金钱礼封，被网友誉为“最伟大的发明”。也有人提议送彩票抽奖券作为份子，中奖就等于巨额份子钱。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年轻人感到份子钱压力极大，无论经济上还是人际上都负担沉重。一些年轻人开始提出新的观念，拒绝不合理的份子钱。用“互免卡”取代金钱礼封也蔚为风潮。

《联合早报》指，在中国人情社会，红包是重要的社交方式，象征着亲情和祝福。但随着年轻一代强调个人价值，传统意义被削弱。面对攀比推高的红包数额，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压力明显。在经济下滑的环境下，薪资仅微增，即使有心、也难有力。

这种礼仪反映的价值观念，与当代青年追求自我实现的理念格格不入。中国青年个人主义抬头，人际疏离，传统习俗被质疑也在所难免。探讨背后的社会变迁，以及传统和现代价值观的冲突，将是持久课题。

红包——广东话称为利是，是节日或特殊场合如婚礼、毕业和生日时的钱物礼，作为祝福赠予他人。源自中国，后传至东南亚及其他华人地区。2010年代中，微信等通讯软件引入数码红包，迎合农历新年习俗。

“利是”和“红包”本质上指的是同一种东西，都是包含金钱的红色信封，作为礼物在特殊场合或节日赠送。“利是”则多见于港澳地区以及部分海外华人社区，尤其在农历新年期间使用，作为长辈向晚辈传递祝福和好运的礼物。

原因重要资讯

中国年轻人整顿红包市场是指近年来中国年轻人对传统红包习俗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的现象。他们开始对红包金额和礼金的商业化和功利化表示不满，并试图通过改变红包的方式和意义来回归其本义，表达真挚的情感。

中国年轻人对红包的压力和负担：
- 一些年轻人抱怨红包金额的不断上涨，给他们带来经济负担。他们认为红包应该是一种祝福和支持，而不是经济交换的工具。有些年轻人表示，红包金额的增加导致他们的年终奖或工资被消耗殆尽，给他们带来经济压力。
年轻人对红包习俗的重新审视：
- 年轻人开始更加注重个性和自由，对商业化和功利化的红包习俗产生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红包应该是一种纯粹的情感交流，而不是仅仅通过金钱来表示关系的好坏。一些年轻人开始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长久和真实，提倡通过日常的交往和互助来表达真正的情感。
广东“利是”文化的影响：
- 广东地区的红包文化被认为是红包界的楷模，他们注重红包的意义而不是金额，以5元、10元的红包表示心意。广东的红包文化被认为是一股清新的风，与其他地区红包金额水涨船高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寻找更多表达方式：
- 年轻人希望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情感，而不仅仅依赖于红包。他们认为真正的情感应该通过实质性的交流和互助来表达。

综上所述，中国年轻人整顿红包市场是他们对红包习俗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的结果。他们希望减少红包带来的经济负担，回归红包的本义，并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真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