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头目宋彬彬病逝 生前吁反思文革罪行

【2024年9月19日讯】

文革暴力象征、红卫兵领袖宋彬彬在美国病逝,终年77岁。她参与打死就读中学副校长后,获毛泽东接见,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臂章。

晚年她忏悔,但副校长丈夫拒“虚伪道歉”,在2021年、87岁时抱着不甘离世。《明报》消息指,宋彬彬罹患癌症,2022年返回美国治病。

前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时期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目宋彬彬,于9月16日凌晨在纽约家中病逝,终年77岁。其兄长宋克荒透过微信向亲友发布死讯。

《明报》引述网易《红船杂志》采访宋彬彬妹妹所言,宋彬彬生前嘱咐家人在她离世后不要举办任何纪念活动,冀能平静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1966年,宋彬彬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著“红卫兵”三字的袖章

红卫兵经历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得知她名叫“彬彬”后说:“要武嘛”,此后“宋要武”成为她广为人知的另一个名字,也象征着红卫兵运动。

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题为《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文中写道:“我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指明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文章随后被《人民日报》转载。

毛泽东“要武”的指示被认为助长文革暴力之风。尽管宋彬彬在2004年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否认那篇文章是她所写,表示从未改名为“宋要武”,称媒体未经她同意就以她名义宣布改名,但“宋要武”之名已成为那段历史的符号。

毛泽东会见宋彬彬13天前,她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已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成为北京地区文革期间第一位遇害的教育工作者。

随着文革不断升级,宋彬彬的父亲、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宋任穷也被指为“走资派”,宋彬彬同样遭到批斗,曾被校内其他红卫兵派系攻击。宋彬彬出身高干家庭,父亲宋任穷是中共开国上将,文革后成为“中共八老”之一,她是典型的“红二代”。

宋彬彬

晚年懊悔

文革结束后,宋彬彬于1980年移居美国,改名宋岩。她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加入美国籍,曾在马萨诸塞州环保局工作,消声匿迹数十年,过着低调生活,甚少公开提及往事,退休后曾回中国居住。2003年,已回国定居的宋彬彬与其他当年红卫兵同学开始调查卞仲耘之死。2008年,北师大附中90年校庆认定宋彬彬为“知名校友”,引发极大争议。

直到2014年,73岁的宋彬彬与其他当年红卫兵重返母校,在卞仲耘塑像前鞠躬忏悔道歉。宋彬彬在声明中写道,自己当年没能保护好校领导,“这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请允许我对卞校长表达永久的悼念和歉意”,“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正视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

但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并不接受,他直言:“在真相未大白之前,我绝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王晶垚认为,1966年8月5日打死卞仲耘的凶手仍逍遥法外,宋彬彬等红卫兵难辞其咎。作为妻子被害的唯一见证人,文革后王晶垚多次向司法机关递交控告,要求彻查凶手,但终告无果。2021年8月,这位87岁老人带着巨大遗憾与不甘离世。

“文革罪行不容抹煞”

宋彬彬去世,中国大陆官方至今未有表态。但在社交媒体上,相关讨论迅速成为热点。《明报》引述网民直言:“宋彬彬虽死,但那疯狂年代给国家、社会、无数家庭和个人造成的创伤仍未痊愈,文革罪行不容抹煞。”

时政评论人士华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中共高层很多人是文革的受益者,对那段历史没有清算的意愿。“但我们必须记住,正是红卫兵运动把整个国家推向灾难边缘,宋彬彬离世,提醒人们文革对这个民族造成的伤害有多深。”

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璋在推特表示,宋彬彬生前虽有反思和道歉,但作为红卫兵运动参与者,她有责任交代更多文革真相,尤其是卞仲耘案的来龙去脉。“历史已定论,红卫兵运动是一场全国性暴力浩劫。作为其中一员,宋彬彬晚年的忏悔固然可贵,但对受害者家属而言,他们更需要真相、正义和法律惩罚。可惜,她带着这些秘密离开了。”

1966年的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广场

红卫兵思维犹存?

北京知名记者高瑜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宋彬彬作为红卫兵代表人物,她的离世应该提醒国人要持续发掘沉淀的文革记忆。高瑜认为,文革在当今仍在延续,因为宋彬彬那一代的红卫兵正掌控着权力。

她说:“宋彬彬还算幸运,她移居美国,但中国人就倒霉了。现在甚至比文革还严重,言论自由受控制、人受迫害,都是文革的延续。毛泽东摧毁教育,砸毁学校,所以现在当权的这批人,正是最没文化、被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喝狼奶长大的。中国的现状,就是文革的后果。”

1967年2月,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

学者吁反思文革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宋彬彬生前未就个人罪行真正忏悔,也没反思制度性罪恶。他说:“宋彬彬去世前几年,就一直在包装自己。说她的红卫兵别名(‘宋要武’)是别人任意加上的,她不知情;说她虽然是最红的红卫兵,但没做过那些事,这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还推卸参与殴打老师致死的罪责,把责任全推给别人。她自己和别人都在为她洗白,彻底洗白,这本身就很可恶。”

杨海英认为,宋彬彬和其他施暴者虽然只是体制下的蝼蚁,但他们形成了集体罪恶,很多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宋彬彬如出一辙——“拒绝反思”。他呼吁:“现在大家都认识到文革是一场暴力浩劫,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但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中国人不是喜欢反思历史吗?整天要这个国家、那个民族反思,但要真正反思历史,最该反思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

法广分析指出,文革近60年过去,如今中共政权连邓小平给毛泽东定的“功过七三开”都不愿承认,更遑论清算文革罪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但如今习近平却成了毛的传人,变本加厉地集权专政。当局对文革讳莫如深,当年那些红卫兵似乎更难正视和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人只是简单地用“受蒙蔽、被利用”来开脱自己,从这个角度看,宋彬彬晚年的道歉虽不够彻底,但并非全无意义。

正如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在2007年2月所:“红卫兵的暴行,比纳粹战犯艾希曼更难辩解,因为红卫兵的行动是自发的,把卞仲耘打死并非源于任何人的命令。”

中央社引述中国官方估计,1966年8月和9月期间,北京有接近1800人遭受红卫兵及其他激进者攻击后死亡。

消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