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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頭目宋彬彬病逝 生前籲反思文革罪行

【2024年9月19日讯】

文革暴力象徵、紅衛兵領袖宋彬彬在美國病逝，終年77歲。她參與打死就讀中學副校長後，獲毛澤東接見，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臂章。晚年她懺悔，但副校長丈夫拒「虛偽道歉」，在2021年、87歲時抱著不甘離世。

前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文革時期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頭目宋彬彬，於9月16日凌晨在紐約家中病逝，終年77歲。其兄長宋克荒透過微信向親友發佈死訊。

《紅船雜誌》引述宋彬彬妹妹所言，宋彬彬生前囑咐家人在她離世後不要舉辦任何紀念活動，希望能平靜地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1966年，宋彬彬親手為毛澤東戴上繡著「紅衛兵」三字的袖章

紅衛兵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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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得知她名叫「彬彬」後說：「要武嘛」，此後「宋要武」成為她廣為人知的另一個名字，也象徵著紅衛兵運動。

兩天後，《光明日報》發表題為《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的文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文中寫道：「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主席還給我取了個有偉大意義的名字。毛主席指明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文章隨後被《人民日報》轉載。

毛澤東「要武」的指示被認為助長文革暴力之風。儘管宋彬彬在2004年影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否認那篇文章是她所寫，表示從未改名為「宋要武」，稱媒體未經她同意就以她名義宣布改名，但「宋要武」之名已成為那段歷史的符號。

毛澤東會見宋彬彬13天前，她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已被該校紅衛兵活活打死，成為北京地區文革期間第一位遇害的教育工作者。

隨著文革不斷升級，宋彬彬的父親、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宋任窮也被指為「走資派」，宋彬彬同樣遭到批鬥，曾被校內其他紅衛兵派系攻擊。宋彬彬出身高幹家庭，父親宋任窮是中共開國上將，文革後成為「中共八老」之一，她是典型的「紅二代」。

宋彬彬

晚年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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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結束後，宋彬彬於1980年移居美國，改名宋岩。她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加入美國籍，曾在麻薩諸塞州環保局工作，消聲匿跡數十年，過著低調生活，甚少公開提及往事，退休後曾回中國居住。2003年，已回國定居的宋彬彬與其他當年紅衛兵同學開始調查卞仲耘之死。2008年，北師大附中90年校慶認定宋彬彬為「知名校友」，引發極大爭議。

直到2014年，73歲的宋彬彬與其他當年紅衛兵重返母校，在卞仲耘塑像前鞠躬懺悔道歉。宋彬彬在聲明中寫道，自己當年沒能保護好校領導，「這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請允許我對卞校長表達永久的悼念和歉意」，「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正視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

但卞仲耘丈夫王晶垚並不接受，他直言：「在真相未大白之前，我絕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王晶垚認為，1966年8月5日打死卞仲耘的兇手仍逍遙法外，宋彬彬等紅衛兵難辭其咎。作為妻子被害的唯一見證人，文革後王晶垚多次向司法機關遞交控告，要求徹查兇手，但終告無果。2021年8月，這位87歲老人帶着巨大遺憾與不甘離世。

「文革罪行不容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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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去世，中國大陸官方至今未有表態。但在社交媒體上，相關討論迅速成為熱點。《明報》引述網民直言：「宋彬彬雖死，但那瘋狂年代給國家、社會、無數家庭和個人造成的創傷仍未痊癒，文革罪行不容抹煞。」

時政評論人士華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指，中共高層很多人是文革的受益者，對那段歷史沒有清算的意願。「但我們必須記住，正是紅衛兵運動把整個國家推向災難邊緣，宋彬彬離世，提醒人們文革對這個民族造成的傷害有多深。」

北京維權律師王全璋在推特表示，宋彬彬生前雖有反思和道歉，但作為紅衛兵運動參與者，她有責任交代更多文革真相，尤其是卞仲耘案的來龍去脈。「歷史已定論，紅衛兵運動是一場全國性暴力浩劫。作為其中一員，宋彬彬晚年的懺悔固然可貴，但對受害者家屬而言，他們更需要真相、正義和法律懲罰。可惜，她帶着這些秘密離開了。」

1966年的紅衛兵代表在天安門廣場

紅衛兵思維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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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名記者高瑜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宋彬彬作為紅衛兵代表人物，她的離世應該提醒國人要持續發掘沉澱的文革記憶。高瑜認為，文革在當今仍在延續，因為宋彬彬那一代的紅衛兵正掌控着權力。

她說：「宋彬彬還算幸運，她移居美國，但中國人就倒霉了。現在甚至比文革還嚴重，言論自由受控制、人受迫害，都是文革的延續。毛澤東摧毀教育，砸毀學校，所以現在當權的這批人，正是最沒文化、被毛澤東思想徹底改造、喝狼奶長大的。中國的現狀，就是文革的後果。」

1967年2月，红卫兵在天安門廣場

學者籲反思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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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宋彬彬生前未就個人罪行真正懺悔，也沒反思制度性罪惡。他說：「宋彬彬去世前幾年，就一直在包裝自己。說她的紅衛兵別名（『宋要武』）是別人任意加上的，她不知情；說她雖然是最紅的紅衛兵，但沒做過那些事，這是在搞歷史虛無主義；還推卸參與毆打老師致死的罪責，把責任全推給別人。她自己和別人都在為她洗白，徹底洗白，這本身就很可惡。」

楊海英認為，宋彬彬和其他施暴者雖然只是體制下的螻蟻，但他們形成了集體罪惡，很多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和宋彬彬如出一轍——「拒絕反思」。他呼籲：「現在大家都認識到文革是一場暴力浩劫，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但沒有人願意承擔這個責任。中國人不是喜歡反思歷史嗎？整天要這個國家、那個民族反思，但要真正反思歷史，最該反思的恰恰是中國人自己。」

法廣分析指出，文革近60年過去，如今中共政權連鄧小平給毛澤東定的「功過七三開」都不願承認，更遑論清算文革罪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曾是毛澤東的受害者，但如今習近平卻成了毛的傳人，變本加厲地集權專政。當局對文革諱莫如深，當年那些紅衛兵似乎更難正視和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有些人只是簡單地用「受蒙蔽、被利用」來開脫自己，從這個角度看，宋彬彬晚年的道歉雖不夠徹底，但並非全無意義。

正如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在2007年2月所說：「紅衛兵的暴行，比納粹戰犯艾希曼更難辯解，因為紅衛兵的行動是自發的，把卞仲耘打死並非源於任何人的命令。」

中央社引述中國官方估計，1966年8月和9月期間，北京有接近1800人遭受紅衛兵及其他激進者攻擊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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