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遁形的噩夢：中國「特訓學校」暴行揭露
【2024年9月1日讯】
「健康發展、快樂成長、拯救家庭」是濟南某特訓學校的宣傳口號。然而，這類「特訓學校」卻屢屢爆出學生因不堪虐待而自殺的悲劇。這些學校，又稱「扭轉學校」，打著「軍事化管理」的旗號，實行全封閉式管理，透過暴力手段迫使學生「蛻變」，成為家長眼中的「人才」。
自2017年起，特訓學校頻繁被揭發使用私刑，校內環境惡劣，管理手段殘酷。央視曾報道「豫章書院」，揭露其惡劣的內部環境，學生屢遭虐待，教官甚至施以私刑，最終導致部分學生自殺。「豫章書院」在曝光後被迫停辦，然而，類似的特訓學校依然存在。
這些學校通常受當地勢力的「保護傘」庇護，即使學生僥倖逃脫並舉報，學校仍能繼續運作。本專題採訪了湖南湘陰縣一所特訓學校的受害者亞明，揭露「特訓學校」的黑暗真相。
亞明表示，他於今年7月13日被家人以祭祖為名哄騙回家，當日上午8時，被「湖南湘陰縣聖博青少年成長訓練營」（簡稱「聖博學校」）的三名「教官」毆打後強行帶走，最終被送至該校，開始了他在這所「扭轉學校」的痛苦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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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人亞明提供的「聖博學校」內部，可見學生被迫拍攝視頻提供給家長，營造出學生在校「接受改造重新作人」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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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人亞明提供的「聖博學校」內部，可見學生被迫拍攝視頻提供給家長，營造出學生在校「接受改造重新作人」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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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人亞明提供的「聖博學校」內部，可見學生被迫拍攝視頻提供給家長，營造出學生在校「接受改造重新作人」的場景。
採訪實錄
编辑記者：亞明君貴安。您可以詳細講一下您身上發生的事情嗎？
亞明：2024年7月13日前，父母以我外婆祭日为由将我骗回家，7月13日上午八点左右，我被三个學校的教官冒充警察绑架上车，在车上我要求联系家人朋友时就被教官殴打了。
7月13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到达后我多次声明我是一个成年人，有决定自己人身自由的权利，要求回家。之后就被6-7个教官围殴，对我拳打脚踢，我被打的蜷缩在地上吐血，右耳朵也是这个时候被打聋的。
当天深夜，我在寝室里被教官强奸。之后又分别在7月底和8月6号被强奸过两次。在圣博學校里面的一个月大大小小的殴打不间断，还有各种侮辱猥亵和强迫劳动。
7月20号左右当时我写求救信被发现，被拖到小黑屋绑在椅子上打，8月2号，由于我朋友在外面报警给警方和我父母施压，要求听我本人说我的情况，学校负责人和教官就殴打我，逼迫我写了一篇《自愿书》。
之后在8月13号，我把亲笔信交给一名从里面出去的同学，他带给了我的朋友们，朋友报警并將書信在网上發布，湘阴县刑警大队迫于舆论压力，于8月16号凌晨三点把我带到刑侦大队，询问了24小时。
在此期间，警察做了关于我被學校教官虐待與性侵的筆錄，还带我在湘阴县人民医院和湘阴县中医医院做了检查（虽然检查很敷衍），检查报告证明我耳朵有充血和穿孔，直肠有四处撕裂伤，但是湘阴县警方却并未对此进行司法鉴定，还在事后把报告和笔录全部没收。
亞明：當晚八点多，我妈被传唤到了湘阴县刑侦大队，之后就是警察、我妈和学校负责人三方在外面沟通，具体内容我在询问室内也不清楚。
晚上十二点左右警察把我带出了询问室，学校负责人和我家长说，只要把我从警察局带走，还能再把我送回学校，警察问我要不要回到学校里去，我多次强调不回去，我是成年人。最終我在8月17号凌晨三点多离开刑侦大队，由学校教官开车送回家。8月17号中午十二点左右到家，我在當日下午两点左右和来家里找我的朋友一起逃走了。
后来我在武汉的同济医院和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做了全面检查，检查报告显示我的右耳永久失聪，腹腔积液积气，心脏积液，脊椎神经受损等多处损伤，之后我们继续通过媒体发声，也接受了很多记者的采访，同时找律师收集资料，准备走法律程序。
亞明：然而我们的维权过程非常艰难，背后的保护伞一直包庇他们的行为，甚至湖南湘阴警方千里迢迢跑到内蒙古赤峰市搜查我朋友的家，骚扰他的家人。现在他們试图找到他之前的精神病历，我们担心他会被扣上帽子关到精神病院。
我們之前走法律程序之後，湘陰縣教育局發布了關於吊銷他們辦學許可證的公告，但是實際上他們學校把學生轉移走，繼續辦學。除了我當時那個校區之外，還有其他校區仍在秘密辦學，他們的情況我也不太清楚，聽說體罰與虐待情況相較於這邊更加嚴重。
亞明：我們早前有找過媒體採訪，南風窗記者為此事撰寫了報道，B站也有一位名叫「溫柔」的up主製作視頻為我們發聲。
然而目前我们的发声视频和媒体采访、报道的新闻被大量删除和严重限流，帮助我的这些朋友们也一直受学校那边的威胁和骚扰。湘阴县警方甚至到我朋友位於内蒙古赤峰市的住址强行搜查，骚扰他80多岁有心脏病的奶奶，目前情況未知。
我們會繼續採取法律手段進行維權，直到我們勝利的那一天。
結語
编辑「特訓學校」能夠長期辦學和生存，背後有保護傘的默許和縱容，亦反映部分家長仍採取傳統教育方式的不足。此外，學校多受利益驅使，對所謂「問題學生」來者不拒，且屢有「特訓學校」教官假扮工作人員到學生住所，以暴力手段綁架學生，反映監管力度不足。
根據本文及其他類似事件分析，當局往往只在輿論達到一定程度才會出手管控，甚至有蓄意控制輿論之嫌，對涉事學生的影片、媒體報道等進行限制訪問、停止推送，甚至以官方身份向媒體施壓，要求刪除或隱藏文章等。這些手段使「特訓學校」得以繼續存在。截至本文完成時，內文提及的聖博學校仍在地下辦學，學生仍受虐待、毆打，甚至被教官猥褻及強姦。
在類似事件中，學生維權、舉報、起訴均困難重重，最終相關責任人未受到嚴懲，反而在輿論風波過後「另起爐灶」，將學生和教官轉移至其他校區繼續辦學。這凸顯中國傳統的等級觀念至今仍有影響，為社會規範之一。在此觀念下，孩子被視為父母的財產，父母對子女擁有處置權。中國特訓學校既建基於等級觀念，亦建基於家長與子女的「矛盾」之上，此乃問題癥結所在。
